推荐阅读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第7页）

这是他们自己夸许所谓仁政的。

在康熙五十年，当时全国人口统计，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从这年起，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口税，而人口则还是调查，五年一编审，但丁赋永不再加了。

实际上，这一规定，并算不得是仁政。

因从中国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运入地租，后来还要农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钱，这是后来的不对。

王荆公制定了免疫钱，过些时，人民又要当差了，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条鞭法来，再拿差役归入于地租。

满洲人跑进中国，一切都照明制，田赋额也照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那么差役已经摊在田租里，而此下还是照样要差役。

到了康熙时，再来一次地丁合一，这还是照着中国历史的惰性在演进，朝三暮四，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旧额，其实非此而不能。

这哪好算得是仁政？何况地丁合一后，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

所以这一办法，很快就失其讨好民众的作用。

而且就基本说，人口税加进地税，将来人口愈增，就形成人民对国家不负责。

直到现在，中国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像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这实在也不算是好制度。

总之清代在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

我常说，历史上没有历久不坏的制度。

何况是法术，仅凭私心，临时造作，哪能长久？

请代人想讨好民众，这打算并不坏。

但他们又存心压迫知识分子。

他们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

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没精神。

政治了，纵想讨好民众，民众也得不到实惠。

到乾隆时，满族官僚日愈放肆，政治加速，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已消沉，但下层民众所受的痛苦却积渐忍不住了。

于是民变四起，屡仆屡兴。

最有名的就是所谓川楚教匪，满洲朝廷费了很大气力才把它压平。

但病根依然存在，一些也没有减。

所以此后满清政府即使不遇到中西交通，没有西洋势力侵入，不久也仍得要垮台。

现在我们将讲到太平天国灭亡后的变法和革命。

当时主张革命的是孙中山，主张变法的是康有为。

康有为的理论，也不能说他全不对。

他说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帝有无是无关紧要的。

当时英国有皇帝，德国、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们不必定要革命废皇帝，我们尽可一意推行宪法，让满洲人仍做皇帝也要得。

但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

部族政权是决不容有所谓立宪的。

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一定要推翻皇帝，康有为的变法就变成了保皇，似乎又像非要皇帝不可了。

康有为实在没有看清楚，他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话，变法就变得成，这是他的大错误。

这个错误也就是错误在他没有像西洋人般懂得政治上的所谓主权的观念。

他不懂得当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

掌握主权的是满洲人，哪里是像他所谓的皇帝呢？他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皇帝，故而以为只要皇帝听我话，便可由皇帝一变而为皇帝立宪。

后来康梁失败了，梁启超曾慨然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

他这句话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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